墓志源流考辨

2021-10-14 11:08 第十考古

墓志源流考辨

顾涛(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墓志的源流问题是墓志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目前仍存在着不少分歧。墓志的起源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墓砖墓石萌芽期、墓碑过渡期和方形墓志定型期。墓志在南北朝时期定型以后,一千多年来其形制赓续不变,影响深远,成为我国传统墓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墓志;源流;阶段;特征

墓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独特的石刻形式,具有历史考古、文献、民俗、艺术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它不仅起源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之前,而且存世数量极大,仅唐代墓志已知的就有五千方以上,更遑论其它,何况直至今天仍不断有新的墓志出土面世,成为一座珍贵的民族文化艺术宝库。关于墓志的记载和研究最早起于何时,未有定论,但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铭箴》篇和《诔碑》篇已经涉及到碑铭石刻的源流发展和文化作用,并提到蔡邕等人撰写墓碑铭文之事,当然,刘勰还没有明确提到墓志这个概念,不过可以证明对碑铭石刻的研究在南北朝时就已进入学者的视野。比较确定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金石学家赵明诚发金石学研究之滥觞,开始对墓志有相当的关注,他们分别所著的《集古录》、《金石录》两书收录、整理了一定数量的墓志,而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

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把墓志纳入金石研究范畴到现在也已经近千年了,对于墓志的记载和研究日渐增多,尤其是清代金石学大兴之后,墓志由于其珍贵的多方面的价值,在金石学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收集、整理墓志的著作不断面世,其中对于墓志的文献考释一直是研究的重点,但墓志文化涉及面极广,学术界关于它的许多问题、包括一些基本问题到现在还存在着不少分歧和争论。其中关于墓志的起源问题,是学术界存在观点较多、且分歧较大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虽然观点仍然有不少分歧,但认识已经越来越明晰了,所以今天仍值得专门进行探究和归纳。总的看来,学术界对墓志的起源大致有五种重要的不同看法,分别认为墓志出现在秦代、西汉、东汉、魏晋、南朝等时期,[1](p32)这些看法各有其理论依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已为学术界所熟知,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一个萌芽、准备和形成过程。我们考察墓志的起源,同样应该遵循这一规律。

结合众多学者观点,笔者认为,墓志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墓志的萌芽期:墓砖和墓石阶段

一件事物的出现,往往在萌芽期,它的某些基本特征就已经开始有所显现。之所以把墓志的萌芽期定为墓砖和墓石阶段,因为,目前发现的墓砖和墓石大多具备了后世墓志的一些重要特征,正是它们的发现为墓志的原初状态提供了真实而必要的物证。据1994年6月19日《中国文物报》载,1987年山东邹城出土了两块墓砖,这两块刻有铭文的墓砖大小基本相同,长25厘米,宽12厘米,厚5厘米,一块两面均刻有文字,另一块一面刻有文字,内容涉及到死者的一些个人信息。两块墓砖上的铭文内容并不多,只有寥寥的十余字,但已标明墓中死者身份,已初步具备了墓志的功能,把它们看作墓志的最早形态和萌芽当符合历史的真实。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最早的墓志,年代也较早,应属于战国时期。

洛阳刑徒墓墓砖拓片

这样简单粗糙的墓中刻铭,考古发现秦代和汉代的都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陕西出土了18件带有文字的秦刑徒墓残瓦,文字多在十字以内,有的只刻了一个地名或人名,简单记载了死者的籍贯、身份和姓名等。“在内容上,可以作为后世墓志的祖形来看待,也是值得注意的史料。”[2](p145)建国后汉代墓砖时有出土,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在古都洛阳发掘了500多座东汉刑徒墓,竟然集中出土了800多块墓砖,成为当年轰动考古界的一大发现。这些东汉刑徒墓砖大小不一,一般长约30至40厘米,宽20多厘米,行文与内容虽与秦墓瓦相似,但刑徒墓砖的铭文内容明显丰富了不少,对于死者的个人信息记录的也比较详细,除了交代死者的籍贯、姓名外,有些还注明了他们的身份、死亡时间,甚至有的还交代了死因。“这些刑徒砖虽然与后来定型的墓志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它的埋设目的与墓志基本相同,对墓志的产生与普遍使用有直接的影响。”[1](p37)

历史发展到东汉中后期,墓葬文化在很多方面也在改变,尤其是厚葬之风导致人们更加注重墓葬材料的选择。简陋的墓砖相应地被坚固耐久的墓石所代替。从墓砖到墓石,表面看好像仅仅是关于墓葬材料的改变,但它实质上是墓葬意识的一次大的转变,体现了人们对于生死观的更深刻的思考和对于死者更深切的怀念。目前已知的刻于汉殇帝延平元年(106年)的《贾武仲妻马姜墓石》、刻于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的《张盛墓石》、刻于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的《缪宇墓石》、刻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的《徐州从事墓石》等使我们看到了墓砖到墓石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从墓砖到墓石的过渡符合历史的自然发展趋势,虽然这时的墓石多是粗糙的石料,刻写也相当粗率,形制也未固定,但材料的不同仍然带来了其他的变化,较为明显的就是墓石的面积普遍超过墓砖,与之相应的是刻写的内容自然也比墓砖大大增加了。如著名的《贾武仲妻马姜墓石》,此墓石高46厘米,宽58.5厘米,隶书15行,每行13至19字不等,内容不仅记载了死者的姓名、身份、籍贯、死期,还详细地叙述了死者的生平,并对其生前的功德进行了颂扬,“其内容、作用、制作意图和文体格式与后世题名为“墓志”者已经没有太大区别,应该说已初具墓志之实。”[3](p108)

从上述考古资料可以看出,墓志的最早源头可追溯到战国前后,但其萌芽阶段主要在两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晚期是墓志萌生的主要时段。这个时期的墓砖、墓石等,从文字内容、形制、用途等已经简单具备了墓志的功能,但还只是初具雏形,各方面都还没有固定的程式。

第二阶段——墓志的准备期:墓碑形态阶段

这一时期亦可称为墓志的“准”形成期和过渡期。墓志在发展过程中,从东汉、曹魏到西晋时期经历了一个墓碑形态的阶段。墓碑是碑的一种。碑起源很早,《穆天子传》中就有相关记载。“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4](p138)从上述可知,碑产生后经过长期的发展,直到东汉后期才出现碑碣蜂起、盛极一时的局面。而且碑不仅起源早,在演变过程中,其形制和作用也在不断演变。以汉碑为例,汉碑就有各种样式和用途,仅从用途看,就有功德碑、记事碑、纪念碑等,在许多庙宇、殿堂、墓冢都能见到。《说文解字》对碑的解释是“竖石也”,可见古代的碑基本都是竖立形式。汉碑虽然有多种用途,但目前发现的众多汉末碑刻,有相当一部分是立于墓前的纪念和歌颂死者的墓碑,如《孟孝琚碑》、《袁安碑》、《袁敞碑》、《景君碑》等。当时的墓碑主要是立于墓前地面上,形制一般为长方形,多有碑首、碑身和碑座,碑文内容比较丰富,一般多达数百字,对于死者的家世、生平、经历、功绩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多为文辞优美的韵文,书体一般为隶书(有称之为八分书者),也有少数为篆书,碑额多为篆书,从其铭文和作用看,它们基本可以看作是墓志发展中的一种准形成形态。从墓碑的制作看,墓碑较之于墓砖和墓石,无论是石材的质地,或是制作的工艺,都有大幅的改进和提高,“东汉立碑,对碑石的质量、制作、书刻都十分讲究。碑石要派人外出采集,要打磨平光,并加以雕饰,要请赁手艺高超的石工。”[5](p145)

从墓碑内容的撰写和书写看,墓碑和以前的墓砖墓石比也有很大不同。比如洛阳刑徒墓砖,基本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工匠们随手刻写,不仅内容简单,谈不上文学性,而且书写水平不高,笔画平直粗率,结构夸张随意,缺乏专门的训练,是典型的民间日常书写。而墓碑则和墓砖墓石有很大区别,从传世的汉代墓碑看,大多墓碑的书写者都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不少还是当时的硕学名儒,如蔡邕、崔瑗等常为人撰写碑文。许多墓碑虽没有留下撰写者的姓名,但从文字内容看,大多文字典雅,韵律优美,有汉赋之风韵,应该多是一时的文人俊彦所撰,而墓碑的书写同样令人瞩目,与墓砖墓石粗率的书写相比则判然有别,汉代墓碑多采用规范的隶书书写,这种规范的隶书也称为八分书。“八分书在东汉是一种普遍用于碑刻的书体,所以又将其称作铭石书。由于八分书在东汉中后期并不是日常最通俗使用的书体,故成了书法家有意去专攻而擅长的书体之一……蔡邕就是古代公认的以八分书成就之最高者。汉末魏初的钟繇,擅长数种书体,而以铭石书最妙。”[5](p144)可见,墓碑的书写多请具有较高书法专业水平的书手书丹,这也是汉碑受后人重视的原因之一。从总体看,墓碑的各个环节、各个要素与墓砖墓石比,都有了质的飞跃,不再仅仅是仪式和形式上的丧葬器物,而是更多地具有了文化与艺术内涵的象征物。

墓碑从地面转移到地下墓室中,是墓志形成的又一个重要环节。从考古发现看,东汉末期,就出现了把墓碑立于墓室中的情况,如1991年河南偃师发现的东汉肥致墓(169年),在墓室中就出土了立式晕首并带有碑座的肥致墓碑。到曹魏、西晋时期,由于严格实行禁碑政策,人们不敢公开立碑,但长期形成的墓碑习俗已经根深蒂固,于是,人们采取了变通的对策,把立于地面上的墓碑转移到了地下墓穴中,所以这时期的墓碑形制仍然继承了汉碑的重要特点,诸多方面和汉碑如出一辙,如仍称“墓碑”(也有称“墓表”者),仍是长方形竖式立放,有碑首,而且不少还有底座。如1930年出土于洛阳、现珍藏于西安碑林的刻于西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的《菅氏夫人墓碑》,即是竖式长方形墓碑,有晕首与纹饰,其碑额为“晋待诏中郎将徐君夫人菅氏之墓碑”。这种墓碑考古中时有发现,如1925年出土于洛阳孟津、刻于西晋元康元年(291年)的《成晃碑》,1953年出土于洛阳、刻于西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年)的《徐义墓志》等,都是此类墓碑的代表。

这种碑形墓志大多已经具备题首、志文、颂辞,从墓志文字的要求看,其内容已经非常完备了,除形制、摆放形式不同于后来正式的墓志和缺少墓志盖外,其余基本和后世墓志比较一致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我国丧葬文化的发展历史看,墓碑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墓志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而且“墓碑的影响毕竟不可忽视,它在文体上,刻制工艺上,铭文内容上等方面的特点都直接进入了墓志,对墓志的正式定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p51)

第三阶段——墓志的定型期:固定方形墓志阶段

此阶段主要是南北朝时期,此时的墓志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最后终于在文体、书写、形制等方面完全确定下来,进入了固定的方形墓志阶段,并长期被后世沿承下去。

一般认为,从西晋末年到南北朝之交这个时期,墓志开始进入固定的完整形态阶段。学术界把这一时期的《刘贤墓志》、《刘怀民墓志》等志石的出现作为墓志这一事物正式形成的标志。《刘贤墓志》仍是竖式的墓碑形制,下有龟形底座,铭文中没有刻写具体的年月,但依据其内容应大致刻于北魏承平至和平年间(452—465年),碑额刻写“刘贤墓志”四字,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确刻有“墓志”称呼的墓志,预示着墓志独立阶段的到来。刻于464年的南朝宋《刘怀民墓志》在墓志形成史上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它不仅在题首中明确出现“墓志铭”的称呼,且摆脱了竖式的长方形状的碑的束缚,不再有碑首,其“志高49厘米,宽52.5厘米……正书,书体凝重圆润”,[6](p4)从形制上看,此墓志已经是比较标准的方形石志了,书体也从隶书过渡到了正书(楷书),同时,“刘怀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适承元嘉之后,此志铭文字导源之时代也”,[6](p5)因此,(在考古上没有发现比之更早的新的实物之前),我们可以认为,《刘怀民墓志》从形制、文体、书写都可以视作固定方形墓志的开端,其后这种形制就基本固定下来。除没有发现墓志盖,它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与后来标准的墓志一样了,可以说这是目前固定墓志阶段的早期的实物见证。而墓志盖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在竖式的墓碑演变为方形墓志以后,墓碑的碑首并未被抛弃,而是碑首与碑分离,变成了墓志盖,实际上是一块长方形的墓碑进化成了一合带盖的墓志。墓志盖和墓志上下合为一体,标志着天与地、阳与阴的相合与相通,其中墓志盖又以覆斗形的最为典型。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带盖墓志是洛阳出土的北魏正始二年(505年)的《寇臻墓志》,志盖上书“幽郢二州寇使君墓志盖”。可见,南北朝时期,墓志已被作为墓葬文化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而日趋受到人们的重视,墓志到这时完全成熟了。

隋唐以后,墓葬文化继续发展,墓志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相结合,尤其是和当时的氏族、门第观念紧密联系,官宦大族更加重视墓志的地位和社会意义,这时的墓志无论从制作或是从文字书写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单从出土数据看,唐代是我国古代墓志存世最多的时期,就能反映当时墓志的风行。从目前存世的大量南北朝和隋唐墓志来看,成熟时期的墓志一般都具有这些特征:一、有固定的文体和格式,由题首(标题)、序文(墓主身世为主的传记)、铭辞(多为四字颂文)、附注(夫人子女简介)等几部分组成;二、基本都是正方形(偶尔也可见少数长方形和异形墓志);三、标准的墓志一般都有覆斗形(又称盝顶形)志盖,这是最主要的一种志盖形式;四、主要为石质(也有其它砖、瓷等材质);五、主要使用标准的楷书书丹镌刻(也有少量隶书、行书、草书等书体墓志)。除这些特征之外,在很长时期内,尤其是在南北朝至唐以后的长期阶段,墓志的制作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内涵和文化特征,它往往根据志主出身、官职、地位等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尺寸要求,高官显宦的墓志还常绘有精美的纹饰,其中的许多纹饰具有复杂的文化信息和艺术意趣。大量实物证明,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已经走向了成熟的固定期,具有上述重要特征的墓志形制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成为我国墓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墓志的源流问题虽只是墓葬文化中的一个小问题,但探赜寻幽,仍让我们看到了蕴含其中的许多令人驻足、令人动情的文化景致。墓志这朵石刻文化中的奇葩,需要我们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不断地走近它、思考它,它的许多有趣而富有内涵的待解之谜,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破解。我们相信,即使在今天,古老的墓志中所蕴含的历史、社会、文化、艺术等价值,也定将发挥它新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赵超.古代墓志通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2]西林昭一,陈松长.新中国出土书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3]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第十二[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

[6]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顾涛(1970—),男,美术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2011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北魏墓志楷书与汉字结构定型研究”(2011—ZD—014)的研究成果之一。

转载自 《湖北社会科学》 2013年第7期

配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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