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集:“华县渭南模式”的创建与实践

2022-04-19 01:02 考古侦探

日前,笔者在《吉县州川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书评中,使用了“华县渭南模式”来称谓一种田野考古工作方法。所谓华县渭南模式是指通过考古发掘、试掘和调查相结合的操作方法,实现一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这一田野工作方法是张忠培先生创建于1950年代末的陕西华县和渭南县,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多次实践,而不断完善。

1958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配合黄河水库工程,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在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同年12月,为了解古遗址的类型与分布,组成三个小组,在华县、渭南两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在虫陈村、南沙村、郭老村、涨村和白庙村遗址以及骞家窑城址进行了试掘。1959年4月,依据对泉护村、元君庙遗存的初步认识,再度复查了华县境内的古遗址,并试掘了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调查工作的重点是放在东周以前时期,尤其是新石器时代。参加华县、渭南考古工作的人员先后有高明、杨建芳、张忠培、李仰松和白瑢基等人。泉护村遗址的发掘报告由张忠培和杨建芳执笔完成,元君庙墓地的发掘报告和两县调查与试掘报告由张忠培执笔完成。

元君庙墓地的发掘,从1958年东冬开始,到1959年夏末结束。共清理57座仰韶时代墓葬,从M438M453等层位关系和文化面貌判断,M438等4座墓葬是年代上晚于半坡类型的一种仰韶时代的考古遗存——史家类型。除此,另外53座墓葬属于半坡类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同时还在墓地北面的遗址发掘,发现老官台文化遗存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1座。

泉护村遗址的发掘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1958年9月至12月,在Ⅰ、Ⅱ、Ⅲ、Ⅳ、Ⅷ、Ⅸ工区发掘,发现泉护村一期文化、二期文化和三期文化遗存。第二次是1959年3月至5月,主要发掘第Ⅱ工区。泉护村第一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与此前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一期文化遗存相同,文化性质属于庙底沟类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二期文化遗存,属于仰韶时代晚期,后来据此命名为“泉护二期文化”;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与庙底沟遗址第二期文化遗存相同,文化性质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

经过试掘的遗址有老官台、元君庙、涨村、郭老村、白庙村、虫陈村、南沙村以及骞家窑城址等8处。

老官台遗址的试掘发现一种前所不识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元君庙墓地半坡类型墓葬填土中有该遗存陶片的层位关系可以判明,该遗存的年代早于半坡类型,据此命名为“老官台文化”,这是中国考古学中第一次识别出前仰韶时代的考古遗存。南沙村遗址的下层出有铜锥一件,该遗址所出的花边口绳纹罐与二里头遗址同类器物形态相同;上层出有方唇分裆鬲,与二里岗遗址上层同类器物形态相同。泉护村、骞家窑、虫陈村等遗址则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遗存。骞家窑城址的建筑和使用年代在春秋时期。

调查的遗址主要有太平庄、雍家湾、梓里、北沙村、井家堡、南寨、西寨、阎家岸、郭村、龙家湾、王家庄、老捻村、大王村、泽口、蒋家村、史家村、白刘庄等10多处。

1950年代末华县、渭南两地的考古发掘、试掘和调查工作,构建了陕西东部地区春秋以前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即老官台文化——半坡类型(分为三期)——史家类型——泉护一期遗存(即庙底沟类型,分为三段)——泉护二期文化——泉护三期遗存(即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有别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和三里桥龙山文化的遗存)—南沙村下层——南沙村上层——骞家窑西周遗存——骞家窑春秋遗存。20年后的1979年,张忠培先生在讨论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时,提出他对“西起宝鸡左近,东到陕县及晋西南”的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序列的认识:“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和年代的序列是:老官台文化半坡类型东庄村遗存、下孟村F1为代表的遗存庙底沟类型半坡遗址(4)期或西王村中层西王Ⅲ期文化或泉护二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三里桥龙山文化或客省庄二期文化。”

“华县渭南模式”的创建,当受到1950年代前期西安附近考古调查的影响。1951年和1953年,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苏秉琦带队在陕西西安附近做考古调查。1951年的调查于斗门镇开瑞庄(即客省庄)清理一个断崖剖面。该剖面主要有4个堆积单位,堆积顺序为层M2H8H7,层和M2为周代,H8为龙山时代,H7为仰韶时代。根据堆积顺序和文化内涵,苏秉琦将三个时代的遗存分别称作“文化一”、“文化二”、“文化三”。两次调查发现的属于文化一的遗址有21个,属于文化二的遗址有6个,属于文化三的遗址有9个。

1962年张忠培先生在吉林市郊区做的考古发掘、试掘和调查工作,可以说明“华县渭南模式”的创建是受到西安附近考古调查的影响而产生的。根据吉林大学历史系的工作,并参考此前工作积累的资料,他将吉林市郊的古代文化遗存归结为三种,并表述为“文化一”、“文化二”、“文化三”。文化一的遗址有二道岭子、小阿什、碾磨山等5处,文化二的遗址有两半山、泡子沿、长蛇山、猴石山等30余处,文化三的遗址有帽儿山、东团山、龙潭山等8处。文化二的文化面貌和性质比较明确,为青铜时代的西团山文化。文化一为早于文化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后来的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的发掘所证实。文化三为晚于文化二的汉代文化遗存,也为后来吉林市帽儿山遗址的发掘所证实。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是华县渭南模式大规模实践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考古实践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河北蔚县考古,一项是以山西晋中考古。

1979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家口地区博物馆合组张家口地区考古队。1979—1981的三年间,在河北蔚县开始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试掘和调查工作。主要发掘了筛子绫罗、庄窠和三关遗址,试掘了四十里坡、琵琶嘴、大水门头、前堡、东水泉、饭坡遗址,调查了县境内壶流河流域的18个公社,新发现47处遗址。

1981年上半年试掘的四十里坡遗址,发现文化面貌兼具后岗一期文化、红山文化特征的遗存。1981年上半年试掘的琵琶嘴遗址,发现文化面貌与庙底沟类型相同的文化遗存。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发掘的三关遗址,新发现一种发现仰韶时代晚期遗存和文化面貌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相同的遗存。1979年上半年发掘的筛子绫罗遗址,包含以夹砂绳纹罐形斝和夹砂绳纹鬲为代表的龙山时代早晚两个时期的遗存。1981年上半年试掘的大水门头遗址,发现一种既有东下冯类型因素,也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的考古遗存。1980年下半年和1981年上半年发掘的庄窠遗址,发现有地方特点的二里岗上层文化遗存,其下叠压有与二里岗下层同时,文化面貌类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存。

1979—1981三年的考古发掘、试掘和调查工作,构建了蔚县境内壶流河流域仰韶前期至商代早期的考古文化编年序列。即四十里坡早期遗存——三关早期和琵琶嘴遗存——三关中期遗存——筛子绫罗早期遗存——筛子绫罗晚期遗存——大水门头夏代遗存——庄窠下层遗存——庄窠上层遗存。

1980年,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与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组晋中考古队。1980—1981年间,三次对太谷白燕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1982年3—4月,为弥补白燕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缺环,开展了汾阳、娄烦和孝义三县的考古调查;1983年3—4月,为探索黄河东岸吕梁山地青铜文化面貌,开展了离石、柳林两县的考古调查。两次调查在五个县境内发现遗址40余处,复查遗址3处。调查期间,还发掘和试掘了汾阳杏花村、段家庄、任家堡、北垣底,娄烦童子崖、河家庄,离石马茂庄、双务都、乔家沟,柳林高红等10余处遗址。1987—1989年,两次发掘忻州游邀遗址。

白燕遗址的发掘,于1980年夏秋季、1981年春季和秋季,在四个地点内进行三次。白燕遗址共包含六个时期的遗存,第一时期又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年代与半坡遗址第四期相当,晚段遗存年代与泉护村遗址第二期相当;第二期遗存年代与庙底沟遗址第二期相当;第三期遗存年代与筛子绫罗遗址早段相当;第四期遗存年代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相当;第五期遗存可以细分为四段,分别与二里岗文化上层早段、晚段、殷墟文化一期、二期相当;第六期遗存年代与西周晚期相当。

1982年8—10月发掘的杏花村遗址,包含有六个时期的遗存。第一期遗存年代与庙底沟类型相当,第二期遗存年代与义井文化相当,第三期遗存年代与白燕一期相当,第四期遗存年代与客省庄二期文化相当,第五期遗存年代相当于夏代,第六期遗存年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文化至殷墟文化。

1987—1989年发掘的游邀遗址,包含三个时期的遗存,第一期遗存以年代与筛子绫罗早期相当;第二期遗存年代与筛子绫罗晚期相当;第三期遗存代与二里头文化一、二期相当。

1980年代的考古发掘、试掘和调查工作,构建了晋中地区仰韶前期至西周以前考古文化的编年序列。即四个时期二十个阶段:第一期包括第一至七段,属于仰韶时代,第一段年代相当于仰韶时代早期,第二、三段年代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期,第四至七段年代相当于仰韶时代晚期;第二期包括第八段至十一段,属于龙山时代,第八、九段年代为龙山时代早期,第十、十一段年代为龙山时代晚期;第三期包括第十二至十五段,是进入夏纪年的时期;第四期包括第十六至二十段,属于商代纪年时期,第十六、十七、十八段年代分别与二里岗上层文化早段、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段、殷墟文化第一期相当,第十九段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第二十段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一文,对各期段的代表遗址、遗址期别、典型单位,以及各期段的典型器物、文化面貌、谱系关系,都有详细的举例说明。

2003年,张忠培先生领衔的《河套地区先秦两汉时期人类文化、生业与环境研究》课题,在国家文物局立项,由山西、陕西、内蒙两省一区的考古机构共同承担完成。该课题的田野工作部分,是采用发掘、试掘和调查形式实现的,山西省的工作圈定在南流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地,包括吉县州川河流域、柳林县三川河流域和保德县朱家川河流域,同时大规模的发掘了柳林高红商代晚期城址;陕西省的工作圈定在神木县的窟野河流域,同时大规模的发掘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的新华遗址和石峁城址;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圈定在清水河县的浑河流域,同时大规模的发掘了凉城忻州窑子、小双古城和水泉等3处东周时期的墓地。目前,相关成果正陆续发表。

山西吉县州川河下游卷地毯式的考古调查共发现255处遗址,并对其中的南原、沟堡、东庄峁、三教岭和挂甲山5处遗址进行了发掘和试掘。通过对所获遗物的分析,《吉县考古》报告将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的考古遗存划分为十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段至第七段为新石器时代,分属于枣园文化时期、西阴文化早期、西阴文化晚期、半坡四期文化时期、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第八段至第十四段为夏商周时期,分属于夏时期、商代早期、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战国早期、战国晚期;第十五段为汉代。

从实践的角度讲,发掘、试掘和调查相结合的田野工作方法,是一种点、线、面相结合的操作方法。点——发掘,是认识一种或数种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和性质,多种考古遗存的年代关系;面——调查,是检验发掘对考古遗存认识的普遍意义,完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线——试掘,是介于点发掘和面调查之间的一种形式,兼备二者之长与二者之短。晋中地区的考古工作很好的诠释了发掘、试掘和调查三种形式的彼此关系、衔接过程以及整体效果。《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一文讲:“1982年春,根据白燕遗址发掘提出的问题,先后在太原盆地周缘汾河中游地区的太谷县、汾阳县、孝义县及汾河上游地区的娄烦县进行了多次专题调查,并对典型遗址做了小规模的试掘。1983年3月至6月又派出小分队深入吕梁山区,在黄河东岸三川河流域的离石、柳林两县进行考古调查。至此,完成了对晋中地区纵横两方面的解剖。” 白燕遗址发掘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晋中考古》一书的《前言》讲:“白燕遗址的工作,虽已见到序列较为完整的夏、商时期的遗存,以及自具特征、序列远不系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却难以说清楚夏代的此地遗存和新石器时代的渊源。同时,白燕遗址见到的几座墓葬及其随葬器物,似乎渊源有自,再次引起探索吕梁山西麓过去经常发现的以颇具特征的青铜器为代表的遗存的兴趣。这就是晋中考古队至娄烦、汾阳、孝义、离石及柳林进行考古工作的大致缘起。”

关于发掘、试掘和调查,谁在前,谁在后?怎样交互进行?当然发掘之前,为确定发掘遗址都要有调查工作,但是规模不一定大,一般可根据已掌握的遗址情况做复查。华县渭南的工作是先发掘元君庙墓地和泉护村遗址,再做全面调查;再发掘泉护村遗址,再做复查;在调查过程中试掘南沙村、虫陈村和老官台等遗址。蔚县壶流河流域的工作是先发掘筛子绫罗、庄窠和三关遗址,再全面调查;再发掘三关、庄窠等遗址;调查中试掘四十里坡、琵琶嘴、前堡等遗址。晋中地区的工作是先发掘白燕遗址,然后做五县全面调查,调查中发掘和试掘杏花村、段家庄、童子崖、乔家沟、高红等遗址。总结这三地区的工作流程,可以看出华县渭南模式的操作过程,基本是先发掘,后调查,试掘穿插在调查中。

从理论的角度讲,华县渭南模式的创建和实践是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创建和实践的积累。苏秉琦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对区系类型的解释是:“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准此,以衡量华县渭南模式从事的考古活动,考古发掘和试掘所认识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就是“文化类型”和“分支”;考古调查的区域就是“块块”;通过发掘、试掘和调查所构建的编年序列就是“条条”。有目的、有计划的以华县渭南模式从事的考古活动是课题式的考古研究,在这一活动中,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是课题的学术目标,发掘、试掘和调查相结合操作是实现学术目标的操作途径或称技术路线。

发掘、试掘和调查相结合操作的华县渭南模式,意在构建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序列。因此,这一操作模式在考古工作稀少的“空白地区”进行效果尤好。河北蔚县壶流河流域、山西晋中地区以及吉县州川河流域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学科的进步,华县渭南模式采用了聚落考古学使用的“卷地毯式”(或称“拉网式”、“全覆盖式”)调查方法,收到了更佳的效果。吉县州川河流域调查,在16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两汉以前的遗址255处;清水河县浑河流域调查,在285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两汉以前的遗址365处。

调查期间清理断崖暴露、亟待抢救的房址、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堆积,往往会收事半功倍之效。这种操作形式始于1950年代早期的西安附近调查,普及于1980年代末之1980年代前期的蔚县壶流河调查和晋中盆地调查。在晋中调查中,先后清理了临水H1、北垣底M1和H2,薛家会H1、峪道河M1和H1、吉家村F1、乔家沟F1和H6、高红H1等遗迹堆积。其中,高红H1的清理意义尤为重大,该灰坑出土的以分裆柱足鬲和雷纹广肩罐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商代晚期,使人们见到了该地区屡屡发现的具有浓重北方色彩的青铜器所属的考古学文化的庐山面目,也为日后山西省考古所在该遗址发现大型这一时期的城址打下了基础。

谱系的认识是建筑在编年序列基础上的文化因素分析结果。《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和《张家口地区考古的重要收获》,都在交代编年序列之后,对本区域年代早晚和年代同时的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谱系关系做了讨论,限于篇幅,于此不再介绍。

1950年代末,华县、渭南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后来的研究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两个模式,即“华县渭南模式”和“元君庙模式”。两个模式是考古学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是中国考古学派对考古学的贡献。“华县渭南模式”和“元君庙模式”是张忠培先生留给中国考古学的宝贵遗产。

【说明】本文摘自许永杰著:《三水集——许永杰考古文存》,科学版社,2021年。欢迎个人转发,机构或媒体转载请与本公号联系。所有转载或引用,务请注明原出处。若有出入,请以原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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